春秋自公元前770年始，结束于公元前453年，而这三百多年的故事，成就了一部列国卿大夫的生成演变史。
今天，我们就以春秋时期的“卿”“大夫”等称谓，来分析和探讨下春秋史的政治结构和伦理变迁。
一 .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历史概念
卿大夫作为春秋时期社会和文化的主题，不但传承着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而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改进，诠释着时代的需要和民众的渴求，进而最终推进了“布衣将相”时代的来临。
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在“卿”“大夫”等相关词汇的使用上还是较为混淆。春秋时期的“卿”“大夫”是指爵位，而不是官称，即“卿”非“上大夫”。
因为春秋前期，人们口中的“官”是指具体的职位称事，并没有涉及社会等级秩序。而因为血缘宗法的制度体系依旧是当时社会的主体，因此贵族爵位的高低可以直接决定官职的变迁和罢黜。
贵族的爵位直接影响着采邑的多寡、规模和社会待遇，以及谋取的利益和官职的大小；因而官职成为了卿大夫谋取利益，巩固和维护家族的有力保障，进而形成了“官”“爵”合一的现象。以至于春秋后期，作为等级象征的“爵位”也带上了执事性的社会特征。
二 .春秋史上“卿”非“上大夫”的历史辨正
对于春秋史上，“卿”非“上大夫”的身份关系的辨正，通过史料记载和对比可以发现，“卿”是总称，它有明确而清晰的内部秩序；而“上大夫”是特指大夫中职位最高的一级。不论是职位的内涵，还是身份的外延上，两者都有根本的区别。
（一）《左传》恒公三年载：“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在这段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卿”和“卿大夫”是有具体的称谓变化，由此说来，它们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更不是大家常说的一个意思。
（二）《左传》昭公二年记：“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少姜为之请，曰：‘送从逆班，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而同样在《左传》中记载：叔向言陈无宇于晋候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有此根据前言说陈无宇非“卿”，后者谓陈无宇为“上大夫”，故而两者称谓清晰可见。
还有《国语·鲁语上》中记载的季文子称子为“上大夫”而不是“卿”；《国语·晋语八》载韩宣子问叔如何处置秦后子时，叔称之为“上大夫”。以上种种论述皆表明：“卿”非“上大夫”之称。
三 .春秋时期的“卿”“大夫”是爵位，而非官称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能称的上是“卿”或者“大夫”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丰富的经济来源和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群体是位于国君之下，士之上的一大社会阶层，是春秋贵族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主体。
《白虎通·爵篇》说：公爵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故此说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之称谓是指爵，而不是官名。而且从《左传》中记载的春秋话语体系来看，时人多称卿，大夫是以“位”而不以“爵”。实则这恰恰是春秋时人将“卿大夫”视为爵位的坚实证据。
包括很多文献记载的关于官位的证据数不胜数：隐公八年《传》众仲云：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春秋》文公八年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左传》文公十六年追述史事：除，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以上种种，皆说明官位的职称性。
总而言之，在春秋中前期，人们口中所述的“官”，都是指特定的职称，而“卿大夫”一般而言都是指贵族爵位。由此可论证，“卿即爵位，而非官职”的说法。
四. 春秋时期，官爵合一的社会根源及演变趋势
春秋时期，虽然血缘关系的宗法制体系逐渐的淡化，有向地缘政治转变的趋势，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依旧是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统领着民众，掌管着天下，因而血缘组织和宗理论依旧是当时政治社会的文化主流。
所谓“爵以建事，禄以食爵”者也，是因为当时的贵族爵位直接决定了权利的大小、官职的高低，而且决定其采邑的多寡，规模和社会待遇。《国语·晋语八》载叔向之言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这也印证了春秋时期爵位才拥有的地位和俸禄，这就是人们“官爵”“俸禄”连称的根本原因。
但从《左传》等其他史料记载来看，又有另一种状况的出现，即春秋时期的官职是卿大夫为了巩固和维护自身家族的有力保障。《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公孙涛说他：弃官，则族无所庇...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说：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直到春秋晚期，“官”“爵”之间的界限似有逐渐缩小的趋势，甚至是“爵”都带有了一定的社会职务属性。而这，实则是地缘政治不发达，官僚体系不完善而形成的必然趋势。同时，又蕴含着向官僚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潜流，而且还附带了封建制的历史痕迹。
五 .总结
从春秋时期的“卿”“大夫”等历史称谓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王权主义统治已经逐渐过渡到地缘政治和官僚体系混杂的历史现象。
而卿大夫作为这一变迁的历史见证者，对于我们研究春秋伦理，时代信仰，和政治社会结构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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